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性文件，具有破天荒、划时代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法律由权利和义务组成，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实则是调整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作为法律的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与法律、法治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使得法治思维的运用始终伴随对权利义务的思考，以及对权利义务调整方案的追问。在主体适格、正当性显现后，利益进入被权威主体审视、评价的环节，具体表现为，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将利益纳入法律之中，以权利的形式对其进行确认和分配。
在司法活动中主张利益实则是要求争讼的相对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比如，要求造谣者停止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请求离异的配偶按照离婚协议支付子女抚养费、申请城市规划部门公开建筑规划图等。利益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利益，法律设定权利的目的在于保护利益，权利主体也是利益主体，拥有权利的主体同时获得某种实际利益。在公共领域，公民通过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其它主体进行平等交流、诉求表达和协商对话，或者通过行使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监督权力主体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平等、自由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达成或履行约定获得经济利益和精神满足。以违法建筑拆除相关的行政赔偿案件为例，行政机关违反程序性规定而拆除违法建筑的行为被判为行政行为违法，房屋所有人据此要求行政机关赔偿屋内财产损失，并按照市场价格赔偿房屋被拆除的损失。可以说，权利主体在此权利和彼权利之间进行比较、衡量和取舍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司法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针对相似的权利所形成的权利诉求可能生发出完全不同的诉讼请求，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之下，选择此权利可能导致彼权利可诉性的丧失，因此，在司法活动中主张明显属于权利的权益要求权利主体在比较和衡量后做出理智而慎重的取舍。
利益正当性证明环节是利益转化为权利的关键步骤，判断利益是否正当的标准是利益能否普及至所有公民，正当的利益应该是共性的，而不是个性的，应该是由全体公民所普遍享有的，而不是由某些个体所独有的。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别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两个标题之下要求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若非特别指明，人们在谈到国家动员的时候，已经很少将其等同于战争动员、国防动员。
危机管理中是需要政治动员的，那种以为危机管理应该‘告别政治动员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难发现，这些词汇背后都包含着将国家动员所欲达成之目标的阻碍因素形容为敌人的话语逻辑。还有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不久后会得到起复，也部分对冲了这种副作用。[40]对负有责任的官员厉行问责，既能够对科层体系持续施加压力以保持其对政策的执行力，也是回应民意压力从而修复合法性的有效措施之一。
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大量资源向特定领域集中必然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应急措施的运用涉及个体权利的克减，征用、征购和募捐更是对社会资源的直接汲取。[55]（2）即使不存在应急策略上的优劣之分，被问责的官员也有可能基于熟悉情况的优势，加上吃一堑、长一智的危机学习效果，以及知耻而后勇的自我激励，更适合继续领导或者参与后续的危机应对工作，其继任者反而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试错成本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整个过程中，应急目标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公共价值和个体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并可能随着事件的持续而加剧，再成功的动员也不可能将这些紧张关系完全消弭。[49]Mark Tushnet, Emergencies and the Idea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Mark Tushnet ed. The Constitution in Wartime: Beyond Alarmism and Complacenc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9. [50]参见孙晓晖、刘同舫：《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动员的功能边界和优化策略》，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29页。中国的重大应急行动，带有政治动员驱动的鲜明特点。[27]参见张金荣、彭萧：《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一个组织社会学的解释框架》，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12期，第5页。
因此，问责的副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时间冲淡，因为下一次类似事件并不会马上到来。[8]除了真实的敌我斗争，国家动员还经常用于达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重要目标。所谓刚性，就是不存在任何替代性或者变通性的缓和余地，也就是严惩不贷。当社会其他子系统不能处理自身内部的冲突，或者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产生了无法被各个子系统吸收的冲突时，那么，政治系统就会介入，政治系统充当了吸收社会其他子系统无法处理的‘剩余不确定性的兜底功能。
[53]现行的问责方式是即时、刚性、单独的：所谓即时，就是一旦发现官员存在渎职失职或者应对不力，很快就会问责追责，也就是火线问责。[2]参见陈科霖：《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转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强大效能：历史脉络、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页。
[12]参见宋素红、陈艳明：《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文本分析》，载《当代传播》2022年第2期，第36页。在任何时候，人们对于以多大的成本换取特定突发事件应对的成功，都存在一个大致稳定的心理预期，这决定了一个社会常规情况下的应急能力水平，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应急机制不可能脱离这样的社会共识。
另一个好处则是因为各级两会的社会关注度很高，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各项内容都会得到广泛的报道和讨论，对于那些法律要求且社会关心的内容，政府避而不谈、轻描淡写或者不当粉饰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这有助于倒逼其在应急实践中更加注意利益平衡。而动员中的战时话语以隐喻方式树立了一个必须战而胜之的敌人，又强化了应急目标的绝对性和稳定性。[23][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56]《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1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问责或者免予问责：……（三）在决策实施中已经履职尽责，但因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的。[17]参见薛澜、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2期，第104页。例如，在建国初期，为了根治绵延两千多年的淮河水患，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并指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如果这些制度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得到了良好遵循，人们自然会认为应急法治得到了实现。[35]参见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72页。
《治淮动员令》用两场当时结束不久的战役与治淮工程相比拟，这就是十分典型的战时话语。[7]参见杨龙、徐彬：《从5·12抗震救灾看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人本观》，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8页。
[2]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49] 还有一种建议是通过依法动员，也就是提高应急动员本身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水平来解决问题。
[46]See 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5. [47]沈岿：《紧急法治的细节与整体》，载沈岿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7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建立这样一些制度当然比没有建立要好得多，在这些制度得到执行的情况下，确实可以使动员过程更加规范有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权利提供了底线性的保障。[16]参见廖胜华：《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的当代形态与逻辑——中国共产党塑造的独特国家能力探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70-71页。如果不能战胜这样的敌人，法律所保护的各种价值都将无从谈起。
而值得担忧的问题是，战时话语在形塑人们的行为方式时，其隐含的权责设定对体制内的官员构成了一种刚性的强迫选择机制，而对体制之外的公众来说则是相对柔性的社会规范机制或者模仿性机制。正如波斯纳所说，真正的紧急情形不可能被事先有效地立法化。
21世纪以来几次大规模的国家动员，主要出现在超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10] 例如，为了应对2008年春节前后罕见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对全国范围内煤电油运的产能进行了动员。
这些延时性的绩效评价方式，可以使官员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之内选择和统筹应急策略，减少其采取短期行为的冲动。（二）战时话语隐含的压力机制及其法治风险 自由主义法学期望以规则和法律来规制所有的紧急状态，期望以理性来衡量所有的事物，期望消除所有理性无法理解的事物，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幻想。
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突发事件应对中唯结果是问的责任追究是一把双刃剑，其副作用在于扭曲官员的行为模式，或者迫使其将应急措施极端化，即所谓一刀切或层层加码。[54]参见崔卓兰、段振东：《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官员问责制的政治意义》，载《兰州学刊》2013年第10期，第150页。稳定性则意味着不能轻易对应急目标做出调整，否则将被视为退却和动摇。（一）真实的战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仍然面临战争或者战争威胁，这是真实、艰苦的敌我斗争。
如果目标未能达成，将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3）官员任现职的时间，官员任现职的时间越长意味着其更加熟悉各方面情况，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更有可能在经历初期的慌乱之后稳住阵脚。
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借助政治的力量，而紧急权理论便将此逻辑推到了极端。[50]这要求在法律上对应急动员的主体、程序、对象、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就像《国防动员法》对战争动员已经作出的那些规定一样。
这些政治信号、政治表征一旦出现，就会迅速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诱发或催化其政策变现过程，对逆势而行者起阻遏作用，对顺势而行者起推动作用，贺东航和孔繁斌将其称为政治势能。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国家动员中，战时话语就是能够提供这种强大政治势能的政治信号之一。
